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提出：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。县域富民产业作为连接城乡经济、激活县域内生动力的关键载体，作为县域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、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、且就业容量大的产业类型，其发展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乡村产业水平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，而且能够通过集聚人口与生产要素优化县城综合承载能力，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、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重要支撑。

　　所谓县域富民产业是指以县域为空间载体，依托本地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，通过产业集群化发展、城乡要素整合、产业链延伸等方式，带动农民就业增收、缩小城乡差距的产业体系。其核心在于“县域”的空间属性、“富民”的价值导向与“产业”的实践载体结合，通过产业富民、空间优化、要素激活三大路径，推动县域从“输血式发展”向“造血式振兴”转型，蕞终实现“兴业、强县、富民”的良性循环。

　　作为城乡融合背景下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、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、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，县域富民产业内涵强调“资源适配+富民导向+城乡协同”，外延覆盖产业类型、组织形式和政策保障等多维度。未来需进一步强化市场机制与政府引导协同，激活县域内生发展动力。

　　就其核心内涵而言，县域富民产业的核心在于：一是共同富裕与城乡融合的价值导向，即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目标，通过产业联农带农机制（如订单农业、股份合作等）保障农民参与产业增值分配，同时推动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，形成“县城-乡镇-村”联动发展的城乡融合格局。二是立足本地禀赋与市场规律的要素配置，即强调因地制宜，挖掘县域自然资源、文化传统、劳动力等独特优势，如甘肃“甘味”品牌、陕西洛川苹果等案例，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。同时注重市场导向与政府引导结合，通过政策协同、金融创新、技术赋能优化资源配置。三是多元融合与创新驱动的产业形态，即涵盖农业、工业、服务业全链条，既包括传统种养业升级（如农产品深加工、冷链物流），也包含文旅融合、电商直播等新业态，并通过数字技术（如物联网、大数据）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。

　　就其外延范畴而言，县域富民产业重点在于：一是产业类型与空间分布，包括传统优势产业，如特色种养（如陕西柞水木耳、宁夏红寺堡黄花菜）、食品加工（如河南永城面制品集群）等；新兴业态，如农村电商（如福建古田食用菌线上销售）、文旅康养（如贵州黔东南苗族银饰文化体验）；空间布局，以县城为中心，向重点镇、中心村延伸，形成“园区+基地+农户”的网状结构。二是组织形式与利益联结，包括经营主体，如龙头企业、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乡村作坊等多元主体；联结模式：如“公司+基地+农户”（ 如陕西周至猕猴桃产业）、“飞地经济”跨区域协作（如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县域转移）；三是政策与制度支撑，如涉及土地制度改革（如农村集体用地入市）、金融创新（如乡村振兴专项贷款）、人才政策（如返乡创业扶持）等，构建产业发展保障体系。

　　当前，发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核心难点与堵点主要体现为：要素流通僵化、产业升级失焦、联农机制虚化、政策市场错位等方面。具体表现为：

　　一是要素配置制约：资源流通与保障不足。一方面土地资源碎片化与利用低效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推进缓慢，土地复合利用模式（如农光互补）受制于规划审批壁垒，导致产业用地供给不足。还有生态资源产权交易机制不完善，碳汇等绿色资产跨区域交易缺乏统一平台，生态价值难以转化为产业收益。另一方面资金与人才短缺。县域产业融资渠道单一，依赖财政补贴，缺乏市场化绿色金融工具支持（如碳汇质押贷、生态债券）。同时人才外流严重，技术培训与产业需求脱节，如智能农机操作、电商运营等技能培训覆盖率低。

　　二是产业结构失衡：同质化与链条短。一方面产业同质化竞争突出。县域间盲目模仿标杆案例，导致“一县一业”演变为低水平重复建设（如多地争相发展预制菜产业），缺乏差异化竞争力。同时三产融合深度不足，农产品加工多停留在初级阶段，精深加工占比仅20%左右，附加值提升有限。另一方面产业链条短且协同弱。县域产业集群化程度低，龙头企业带动力不足，上下游配套企业缺失（如部分县域主导产业“县无龙头、乡无特色”）。另外数字技术应用不充分，区块链溯源、智能分选等技术仅在少数示范项目落地，未形成规模化效应。

　　三是联农带农机制不健全：利益分配失衡。一方面农民参与度低。 “公司+农户”模式中，农民多局限于原料供应环节，难以分享加工、流通环节的增值收益。另外集体资产折股量化改革推进缓慢，部分地区“村民变股民”仅停留在试点阶段，未能普惠农户。另一方面就业容量与质量双低。县域劳动密集型产业（如纺织、电子组装）受成本上涨冲击，岗位稳定性差，农民工返乡就业收入不及预期。

　　四是政策与市场协同不足：机制衔接不畅。一方面跨区域协作壁垒。县域产业规划与省级统筹脱节，跨县域产业链分工（如湖北阳新县物流枢纽共建）因地方保护主义难以落地。同时审批流程复杂，部分项目因环保、用地等“负面清单”执行僵化而停滞。另一方面市场响应滞后。县域产业过度依赖政策驱动，对消费升级、绿色低碳等新趋势敏感度不足，如低空经济、康养旅游等新业态培育缓慢。

　　发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的体制机制建设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、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保障，需要从政策制度创新、要素配置改革、利益联结机制等方面综合发力。具体来说，就是要以“有效市场+有为政府”双轮驱动，通过政策创新、要素激活、利益共享和区域协同，构建内生型发展模式。未来更需要重点强化数字化赋能、风险防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，推动县域经济从“输血”向“造血”转型。具体涵盖：

　　一是政策制度创新机制。推进“一业一证”改革，简化行政审批流程，建立县域产业数据平台，实现政策、数据与服务的一站式集成。完善税收优惠、土地供应等政策倾斜，吸引社会资本和龙头企业投资县域特色产业，不断优化县域营商环境。依托资源禀赋构建“特色产业+衍生业态”生态（如江苏海安玫瑰产业延伸婚庆文旅）。根据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制定产业规划，实施差异化产业规划与分类施策，避免同质化竞争，如东部沿海地区依托区位优势发展外向型产业，中西部县域聚焦特色农业和文旅融合。

　　二是要素高效配置机制。深化农村“三权分置”改革，盘活闲置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，优先用于富民产业项目。推广“链长制+产业联盟”模式（如河南卢氏县食用菌产业链），强化土地、资金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。试点土地入股、租赁等模式，推动土地集约化利用（如河南光山油茶产业的土地整合实践），创新推动土地制度改革。创新金融工具，推广“县域特色产业贷”，探索农村集体土地抵押融资和供应链金融。实施“候鸟型专家计划”，吸引技术人才下乡；与职业院校共建产业学院，定向培养技能人才，不断强化金融与人才保障。

　　三是市场与政府协同机制。强化市场导向，鼓励企业通过竞争形成产业集群（如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、山东曹县汉服产业）。利用数字技术对接全国市场，发展电商和直播经济，打破地域限制，确保有效市场主导资源配置。地方政府统筹产业布局，建设县域产业园和冷链物流中心，降低企业运营成本。建立风险防控体系，通过数字化平台监测联农带农效果，动态调整政策，不断提高有为政府精准引导效能。

　　四是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。推广“龙头企业+合作社+农户”模式，通过订单农业、保底分红等方式保障农民收益（如陕西洛川苹果、福建沙县小吃）。支持农民以土地、资金入股企业，探索“农民持股计划”，将产业链增值收益按比例返还农户，形成“保底收益+按股分红”长效机制，确保产业嵌入与收益共享双赢。实施返乡创业扶持计划，提供零租金厂房和税收减免，培育乡村工匠和农业经理人，大力激活农户内生动力。

　　五是区域协同与产业融合机制。推动相邻县域共建飞地产业园，共享技术、市场和物流资源（如甘肃“甘味”品牌集群化发展），实施跨县域产业链共建行动。以农业为基础延伸价值链，发展预制菜、文旅康养等新业态（如河南原阳预制菜产业链、贵州田园综合体），不断推动三产融合升级提升。

　　发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需立足本地资源禀赋，统筹城乡要素配置，强化市场与政府协同，形成差异化、可持续的产业生态。要以“特色产业筑基、要素改革破局、数字技术赋能、利益共享固本”为路径框架。未来应重点强化风险防控（如监测联农带农效果）、可持续经营能力（如绿色供应链建设），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依赖转向创新驱动。具体路径选择可聚焦以下方向：

　　一是因地制宜选择特色产业。精准定位特色资源，依托县域地理特征、文化传统和物产优势，发展特色种养、食品加工或文旅融合产业（如甘肃通过大数据分析资源禀赋，打造“甘味”品牌集群；贵州则重点发展蓝莓、刺梨等全国领先的特色种植业，延伸加工产业链）。尽蕞大可能避免同质化竞争，东部沿海可承接大中城市产业转移（如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），中西部县域可聚焦农业深加工和生态文旅（如河南原阳预制菜产业链）。创新推动三产融合升级。以农业为基础，延伸预制菜、康养旅游等新业态（如贵州田园综合体）；发展“乡村作坊+电商直播”模式，激活传统手工艺经济。

　　二是深化要素配置改革。深化土地制度创新，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，优先用于富民产业项目，试点土地入股、租赁等模式（如河南光山油茶产业）。优化县域产业空间布局，引导企业向园区集中、小微业态向村镇下沉。持续提高金融与人才保障，推广“县域特色产业贷”，探索农村集体土地抵押融资；通过电商奖补政策提升农产品品牌销售能力；实施“候鸟型专家计划”，吸引技术人才下乡；与职业院校共建产业学院定向培养技能人才。

　　三是强化市场驱动与数字赋能。鼓励龙头企业主导产业集群发展（如陕西洛川苹果、山东曹县汉服产业）；利用电商直播、跨境平台打破地域限制。政府统筹建设冷链物流中心、县域产业园，降低企业运营成本，有效激活市场机制。搭建县域产业数据平台，实现政策、市场信息的精准匹配；利用物联网技术提升农产品溯源管理，不断强化数字技术赋能。

　　四是完善联农带农机制。推广“龙头企业+合作社+农户”模式，通过订单农业、保底分红保障农民收益（如福建沙县小吃）。支持农民以土地、资金入股企业，形成“保底收益+按股分红”机制，不断强化多元利益联结。实施返乡创业扶持计划，提供零租金厂房和税收减免；培育乡村工匠和农业经理人，持续激发内生动力提升。

　　五是区域协同与品牌建设。实施跨县域产业链共建行动，相邻县域共建飞地产业园，共享技术、物流资源（如闽宁区域协作）。打造区域公用品牌，通过标准化生产提升溢价能力（如“甘味”品牌）。加大城乡融合联动，推动城市服务业向县域延伸，形成以城带乡的消费市场；发展县域商业体系，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。

　　（作者为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，北京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雷明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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